我把飞飞带到了居委会，准备在那书写起诉他父母的材料，强制对方完成抚养义务。

没想到，飞飞一进居委会大门，就突然抄起扫把，马上开始打扫房间。

我让他不要管那些，去洗把脸。他像得到命令似的冲向洗手间，把水拍在自己脸上。我喊他坐下，他便正襟危坐。只有问到他有什么打算时，他才四处看了看，显得很惊惶。

接下来，靠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和飞飞的口述，我才慢慢了解到这个男孩的过去。

飞飞曾经有个美满的家庭。但他爸在生意最红火时，莫名染上了赌博、养小姐，把家产通通败光，还性情大变，常常对家人动手。这直接导致飞飞妈妈心理不平衡，放浪形骸泡在酒吧，染上了毒品。

只有飞飞还在每天等爸妈回家，经常通宵亮着灯，直到有天灯全灭了。10岁的小孩夜里四处摸索，发现是电费没人交，掉闸了。

他的日子越来越糟糕，先是无米无炊，再是妈妈吸毒的事儿被传开。乡亲们虽然同情，却不许自己的小孩靠近他，怕被染上怪病，怕会带坏。

飞飞对此很不解，问我：“明明我也是被大人生出来的孩子。”我无法回答。

过了一会儿，飞飞小声问我能不能替他保守秘密，不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同学。他说自己过去一直在隐瞒：“我说我家是个很大的房子，里面住着爱我的爸爸妈妈。”但实际上，他每次只要接近那个50平米的小房子，都得蹲在门口缓好一阵才敢走进去。

“我是骗人了。但我觉得，要是爸爸妈妈爱我有多好，可为什么偏偏不呢？”

我站在飞飞面前，打定主意要给他一次重新生活的机会。原本居委会交给我的工作，只是想让我帮着准备材料递交给法院，强制飞飞父母尽到抚养义务。

但现在看来，我要再往前一步，多做一点——通过合法途径，撤销不负责父母的监护权，为飞飞找到合适的人家，让他以后能在一个亮堂的家里打开书本。

两周后，有这个想法的人又多了一个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打电话给我，“不是公事，是绝对的私事，我是第一次希望你们律师多弄点事情出来，而且要做得很好。”

说来很惭愧，这位民警平时也不怎么喜欢我。我不像大部分律师一样，平时会注意人脉。我每次都要事先和当事人说，公安局的谁讨厌我，我顶撞过法院的哪个法官，让他们考虑清楚，我是一个没人缘而且有点儿认死理的律师。

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我认死理，这位民警才会特意来联系我。

民警告诉我，飞飞妈妈现在的情况很严重，“已经算是没脸没皮了，甚至当场脱衣要性贿赂我们，说小孩只是她的一个工具”，她还几次称亲生儿子为“小奴才”。

他们决定出具责令社区戒毒决定书，同时他个人怀疑这女人有仇视男人的极端心理。

飞飞得知母亲管自己叫“小奴才”，一直抱着自己的书本哭，“妈妈为什么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”

唯一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飞飞的叔叔和姨妈愿意接他过去暂住。我和他们碰过面，看着很和善，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会轮流照顾飞飞的生活起居。

两个月后，我正在准备案件的材料时，孩子父亲却突然出现了。

飞飞父亲主动回到家里，还带了一个高级蛋糕，当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面对儿子又亲又抱，说自己从现在开始浪子回头，要担负起家庭责任。

没过多久，飞飞妈妈从派出所出来了，偶尔会住在家里。

而原本收留飞飞的叔叔姨妈，一看他的父亲出现，马上就放心了。他们觉得只要是父母，不管之前有多大的过错，都能过去了，还专门电话告诉我：“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父母，打在你们身上，疼在我们心里。没有隔夜仇。”

按理说，这是再好不过的结局，只是我有点不踏实，就打电话给派出所的民警说了情况。他思考几秒后，回复我：“反正我们不能放弃观察，好坏得先看看。”

这话让我感觉很温暖。他的意思是要等到飞飞成年才放手，我们几个真心希望这孩子能健康成长。

几天后，我主动去了一趟飞飞家里，想确认最近的情况。

奇怪的是，敲了几次门都没人应声。我找出飞飞藏在鞋里的钥匙。

打开门，我又一次崩溃了。

房间空无一人，地上遍布血迹。我第一时间寻找飞飞平时寸步不离的书包，居然也不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