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一早，柳公权就去华京城找到了用脚写字的老人。只见那老人仙风道骨，黝黑清瘦，没有手臂，坐在一棵大树下，用脚夹着毛笔写字，引来围观人群的阵阵喝彩。柳公权一看老人脚下的字，扑通跪地，希望老人传授学书秘诀。老人写了八个字传授与他。“写尽八缸水，砚染涝池黑；博取百家长，始得龙凤飞。”从此柳公权听得无臂老人教诲，终成一代书法大家。这个励志小故事只是一个传说，真假难辨。好像每位书法家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。

柳公权眼看到而立之年，一事无成。在古代，就算书法再好，也只是雕虫小技，只有考中科举，上侍君王，下为百姓，才算是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成功。哥哥柳公绰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，此时已官至吏部员外郎，跟随一代名相武元衡入蜀，任节度判官。在武元衡手下时，还结识了政治家裴度。后来柳公绰能平步青云，与裴度有关。

柳公权的人生路上，一直有哥哥柳公绰的身影，由于相差十三岁，真正能做到长兄如父。在弟弟屡试不中之时，柳公绰也曾用书信安慰、鼓励。

在三十一岁时，柳公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状元及第。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样一个大龄考生，他显然不是状元的热门人选，却意外地成为当年的黑马。一时间，柳公权迎来了人生巅峰，华原柳氏门楣光耀。远在成都柳公绰得知弟弟高中状元的消息，欣喜若狂。

柳公权政治生涯的第一站依然是秘书省校书郎。很多年前，颜真卿的仕途第一站也是校书郎。在这个官位上，柳公权认识了两位同事，白居易和元稹，他们是当时的文坛领袖，开创了“元白”诗派。

与白居易和元稹相比，柳公权的性格要稳重得多。“元白”有旷世之才，所以在九品校书郎的位置上蠢蠢欲动，不甘心长时间与文字打交道。

白居易干脆罢官离职，拂袖而去，惹得唐宪宗大怒。因为白居易是唐宪宗破格录取的，现在撂挑子不干了，这不是给皇帝抹黑吗？唐宪宗当时没有处罚他，但憋着一口气。数年后，白居易的母亲意外坠井而亡，守孝之时在诗中写“赏花”、“新井”，认为是大不孝之罪，被贬江州。实际上，白居易之所以被贬，是牵扯了武元衡一案。

元稹更是恃才傲物，放荡不羁，在他眼里，官场和情场一样可以自由放纵。他从来不知道混迹官场，要如履薄冰，自律慎独。说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，就会被别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。元稹一生四次被贬，朝廷没责任，都是他自己的原因。皇帝每次重用他时，他总是我行我素，德行和操守一直被舆论所诟病。

有才华未必是好事，才华会使外人妒忌，会使自己膨胀。与“元白”特立独行的魅力相比，柳公权显得黯淡无光。在校书郎的位置上，一干就是十三年，他的生活平静如水。柳公权虽无太大的政治抱负，但也能看清官场的风起云涌，只是他的处世哲学和他的书法一样，结体严谨，骨力藏锋。

三

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柳公权在官场上的轮廓。不迟到，不早退，按时完成工作，开会时不爱发言，不会阿谀奉承，不会溜须拍马，应酬时不会第一个站起身来给领导敬酒，就算端起酒杯也不会说客套话。领导对他在工作中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，但也不会提拔奖励他。在岗位上唯一的变化就是青丝变白发。他给单位留下的印象是，一个好人，一个老好人，一个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。

兢兢业业，默默无闻，任劳任怨，这些品质当然可贵，但很难带来仕途通达。当了十三年校书郎的柳公权，自然会让周围的人说三道四。当年堂堂状元郎在京城混迹多年，还是九品芝麻官，这也太窝囊了吧。柳公权自己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人可以平凡，但不可以平庸。自己作为柳氏子孙，不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混吃等死，还是要走出舒适圈拼一次。

这十三年也不算白白荒废，每日刻苦习字，书艺大增，一手骨力遒劲的楷书已经名满天下。也铺垫了后来的仕途之路。

哥哥柳公绰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，此时已经做到刑部侍郎，兼领盐铁转运等使，后又调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。兄弟二人都是正人君子，都是才华横溢，但性格完全不同，哥哥生性豁达，喜欢交朋友，能文能武。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学、书法等领域都爱折腾一下，而且还能折腾出名堂。弟弟柳公权性格比较孤僻，一生只喜欢与笔墨打交道。

柳公绰太了解弟弟的性格了，倘若没有他的帮忙，弟弟没办法改变命运的。于是把柳公权介绍给好友李听，在其府中当幕僚。李听是将门之后，镇守塞外边关。柳公权愿意告别繁华的京城，跟随李听去荒凉的塞外。很多年后，李听去世时，柳公权为报答当年的知遇之恩，亲自书写了《太子太保李听碑》。

在李听幕府的日子让他感觉舒心畅快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他感觉自己的命运要发生变化了。

在塞外度过了一年后，突然从京城传来一个爆炸新闻，唐宪宗突然驾崩，享年四十三岁。更爆炸的是，宦官集团封锁消息，不许朝臣入宫。说皇帝“误服丹石，毒发暴崩。”然后宦官假传圣旨，让宪宗三子李恒继位。实际情况是，唐宪宗是被宦官所害。

唐宪宗早期还算得上一位明君，重用贤良、改革弊端，在消除藩镇割据上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也算得上一位中兴之主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颇有成效，史称“元和中兴”。但后来迷上了长生不老术，开始求佛问道。并派遣宦官迎接佛骨，对这项劳民伤财的迷信工程，文学家、兵部侍郎韩愈写下那篇著名的《谏迎佛骨表》加以斥责。宪宗大怒，准备杀死韩愈，幸亏有裴度等人求情，才改为贬责。

唐宪宗还经常服用丹药，性格变得喜怒无常，经常殴打、砍杀身边的宦官，估计和现在“瘾君子”的症状差不多。宦官们实在无法忍受皇帝的虐待，再这样下去小命难保，干脆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干掉皇帝。